2011年
在讲座过程中，沈原教授提出了诸多深刻的学术观点。沈原教授认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是同处于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遭遇产业转移、工会衰落，劳工研究在美国遇到了双重危机：劳工运动的危机、劳工研究的危机。而中国则处于三十年“世界工厂”的形成阶段，面临着社会转型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再形成问题。因此沈原教授指出中国社会学的劳工关系研究应该把工人阶级重新带回中心，把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劳工研究勾连起来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特色。
沈原教授认为：在中国今天的社会，“社会转型中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是社会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权力推动的市场转型会给劳工阶级的境遇和状态打下独特烙印。沈原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对伤残农民工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的制度交叉形成制度陷阱。对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研究表明，他们的生命周期已经紊乱，根据常态生命历程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有效实现下岗人员的社会保障。
沈原教授指出，在社会转型时期，工人阶级的形成途径是多元的，这使社会转型的过程与结果呈现出多元特点。美国学者Silver的理论认为，工人运动有两种模型，一是卡尔・马克思模型，即生产中心论。工人阶级的觉悟与反抗体现在生产过程中，意识到剥削才进行反抗。二是卡尔・波兰尼的模型，即市场中心论，市场化与商品化影响工人阶级的形成。前一理论适用于解释中国农民工阶级的形成，后一理论适用于解释中国下岗工人的形成。
沈原教授认为，社会学总的理论指导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即将灭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如此长寿？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国家的勾连使一般的国家变成扩展的国家，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从运动战变成阵地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关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 概念，而社会学中的“社会”概念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领域，其核心涵义是自组织。如何界定社会？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认为，要面对国家界定社会，波拉尼则提出能动的社会，要面对市场界定社会。
沈原教授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与西方理论研究中的工人阶级既相似又有相异之处。社会学者应该本着心怀弱势的道德关怀，走出书斋，走进人民群众，走进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切实为他们解决问题。沈原教授介绍说，只有走进工厂并考察一个月以上，才有可能生产出符合工人实际情况的理论。
接下来，沈原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劳工社会学的研究方向：生产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相结合。劳工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是劳动过程理论，马克思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劳动过程理论的原点是：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反抗。布鲁夫曼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的特点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技术的手段使概念与执行分离，人类丧失了主动性，成为机器的附庸。在马克思到布鲁夫曼再到布洛维的著作中，工人都具有抽象性，而现实中的工人是具体的，要考虑籍贯、性别、年龄等具体问题，应该把这些纳入劳动过程的分析中。生活的政治，即波兰尼的商品化。
在研究方法上，清华社会学研究使用的独特方法是工厂民族志法和社会学干预方法，其方法论是基于研究对象是我们同胞，而非草木，要有情感渗透和卷入，理论的生产应在与研究对象互动的过程中产生。沈原教授希冀劳工社会学研究在产生理论的过程同时也能够对现状做一些改变，使学术活动能够对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真正起到作用。为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改善某地区工人的现状而办起农民工夜校，教给他们法律知识，普及外语，目的是要帮助工人形成法律意识，使之变成公民。同时，清华大学还帮助NGO组织成员拍摄自己生活及工作的短片，之后对短片进行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尽管这些社会学干预的办法遇到多方面的阻力，效果也并不十分显著，但这是一个开始，是社会学研究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中，员工们积极提问，沈原教授一一进行解答。有员工问，如何理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沈原教授回答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意是指，无论哪个国家的无产者在生产结构中都处于同样的位置，只要能认识到自己受剥削的位置，就会从“自在”走向“自为”。在中国现实中，村庄工厂中的工人来自不同地域，由地域造成的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使他们割裂，在生产过程中尽管处于同样位置，反而不会相互帮忙，使得管理者更容易对工人施加管理。还有员工问到对敏感社会问题如何进行研究，沈原教授坦言这是一个困境，要依靠生活智慧来解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如果是正义的就要坚持下去。员工们在沈原教授的解答过程中释然了自己的疑惑，在愉快的学术氛围中本次学术沙龙圆满结束。